翻译教材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载体。为了深化高等学校外语教学改革，推进翻译专业教育的创新发展，服务国家对外开放的大局，促进翻译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构和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华中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省翻译工作者协会和《当代外语研究》编辑部于2022年12月10-11日联合举办了“首届全国翻译教材研究学术研讨会”。会议聚焦新时代翻译学科的新使命、翻译教材的新发展，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1位知名专家学者做主旨发言，另有9名中青年学者进行了分论坛汇报。会议吸引了3000多人次在线观看。

在12月11日的大会开幕式上，华中农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青平教授为开幕式致辞。青平肯定了翻译教材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教材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基础，也是一所大学办学质量与水平的标志。本次研讨会旨在搭建一个教材建设和评估的学术交流平台，引领和推动全国翻译教材建设，推动中国特色翻译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最后，青平代表学校向各位专家学者、老师和同学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迎。

湖北省翻译工作者协会会长、武汉大学刘军平教授代表省译协对出席学术研讨会的领导、专家学者和朋友们表示热烈欢迎。他回顾了湖北翻译工作者在翻译实践、教学和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从我国翻译教育的发展历史、其学习与研究翻译的个人经历等方面论述了翻译教材及教材研究的重要性。刘军平提出，教材编写应遵循两大原则。一是教材编写应该体现为国育才的原则，把以译立人、文以载道作为首要原则。二是教材编写的对象、用途应该具有针对性，体现有的放矢、因才施编的原则。刘军平还指出了目前我国翻译教材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分享了个人在教材编写方面的经验。最后，肯定了本次全国翻译教材研究学术研讨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祝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当代外语研究》主编、上海交通大学杨枫教授在致辞中表示，教材是教育的基础，决定了一代人的语言能力、知识素养和文化基础。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教材，就有什么样的学生。构建什么样的教材体系、倡导什么样的教育观念，体现了国家意志，所以说教材是国家事权。在外语教育体系中，翻译学科与专业比较丰富齐全，涉及本科、硕士和博士各个层次和类型，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流派与体系等关系上错综复杂，基于此，翻译的教材在编写、使用和评估中的科学性、系统性、思想性、文化性和适应性等很多方面值得总结与研究。《当代外语研究》将设专栏介绍研讨会成果，推动翻译教材研究。

大会特邀嘉宾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许钧充分肯定了主办方华中农业大学、湖北省翻译工作者协会和《当代外语研究》为研讨会所做的开创性工作。他认为，高校、行业协会、学术出版机构之间的合作是一个绝佳组合。接着，许钧回顾了翻译学科的发展历史。16年前，翻译只是听说读写译五种外语能力中的一种。自2006年翻译本科专业设立和2007年翻译专业硕士开办后，翻译在外语学科中的地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如今翻译不仅是一门课程，更是作为专业在大学中设立。翻译呈现出完整的学科体系，且其体系内部相互区别。翻译学科的发展使学界更加关注翻译人才培养，而这又与翻译教材编写紧密相连。许钧指出，翻译教材要“因人施教”，而作为培养对象的人是复杂的，需要分类、分层培养。因此，教材编写、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都面临诸多挑战。教材编写在理念更新和理论指导方面存在很大继续探索的空间。最后，许钧再次肯定了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对未来研究的期望。

大会特邀嘉宾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穆雷教授从翻译理论教材和翻译实践教材两个方面出发，探讨了理论研究和理念指导在教材编写中的重要性。在理论教材方面，穆雷教授对比了两版《翻译学概论》的章节编排和课后思考题的呈现方式，指出了两版教材的不同定位，及其背后蕴含的不同编写理念。此外，她还对比《翻译学概论》和《翻译概论》两本教材，指出其读者对象和编写理念的差异，这些差异导致教学方法的不同，这一点应该引起翻译老师的高度重视。在实践教材方面，穆雷教授指出实践教材应有理论支撑。可以用CSE（中国应用能力等级量表）的尺子来衡量口笔译能力，为实践类教材提供理论支持。但遗憾的是，量表的应用性研究方面存在许多空白。最后，穆雷总结说，教材编写者应明确翻译教学的理念，还要熟悉翻译相关的研究进展和理论成果，从而确定教材编写目的，做到精心编写精品教材。

复旦大学陶友兰教授首先给出了翻译教材的定义，概括了教材在内容来源、价值观、对象、语言等方面的特点，也对我国翻译教材的发展做了分期描述，介绍了一些非常珍贵的早期教材史料，梳理了我国翻译教材研究的现状，全面展示出我国翻译教育发展的历程。在此基础上，她总结了40年来中国翻译教材研究的特点，并预测了未来的发展趋势。整体来说，翻译教材研究呈现出从单向到多维、从微观到宏观、从主观到客观的趋势，反映出我国翻译教材研究日趋系统化。同时，她也指出了教材研究在理论研究、关联研究、实证性研究、主体研究、一体化研究等方面还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的教材建设提出了建议。这些建议对新时代翻译教材的编写、评估、使用、改编和研究极具指导意义。

南京大学刘云虹教授就翻译教材编写、使用和课程思政做了发言。她首先指出，翻译在国家各项建设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国家和社会对高水平翻译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翻译人才培养面临新的挑战，教材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不言而喻。教育是树人的事业，坚持价值引领和能力培养融合、教材编写与教材使用并重，是教材建设中最重要的原则。刘云虹以实际的案例展现出如何将其有机结合、落到实处，实现翻译教学与课程思政双重目标，进而有效提升翻译人才培养质量。

华中科技大学王树槐教授回顾了翻译教材的编写出版历史，将其分为单向普通型、双向普通型和领域实务型三类。根据翻译界、教育界重大事项，以及相应教材在编制的数量和质量上的变化，他将汉英翻译教材的发展演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79年到1986年的萌芽探索期；第二阶段是从1987年到2004年的发展成长时期；第三阶段是从2004年到现在的繁荣丰富期。王树槐对每个阶段的教材特点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对其理论基础的演变做了详尽的梳理，从多元素中心型、文类中心型和领域中心型三个角度对教材的发展演变做了量化、直观的介绍。此外，他还系统阐述了教材编写的脉线、类型和趋势，并从知识性、逻辑性和趣味性三个方面对教材进行评价。王树槐对翻译教材进行的知识考古，不仅体现了翻译史学的研究进路，而且展现了翻译教学研究的细密功夫。

北京外国语大学彭萍教授指出，教材在教学中至关重要。她首先论述了翻译实践类教材的意义，认为一部好教材能对学生、教师和教学产生多重促进作用。接着，她详细回顾了新中国翻译实践类教材的发展历史，将其整个发展阶段分为四个时期，并列出了每个阶段的教材出版情况，通过纵向观察，总结教材在发展过程中呈现的特点和出现的问题。此外，彭萍还分析了目前我国翻译实践类教材的优势与不足，既肯定了教材编写者所做的努力，又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我国教材编写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新时代翻译实践类教材的编写理念与原则。彭萍呼吁，翻译界和学术界要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树立通过翻译服务新时代国家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文明交流互鉴的家国情怀。

基于多年编写翻译教材的实践经验，福建师范大学岳峰教授主要探讨了当下与市场无缝衔接的翻译教材。传统观念认为，学生在校期间只用打好语言基础；而当代观念认为，应该增强其职场竞争力，使学生毕业后就能迅速适应职场需求，和市场无缝对接。岳峰指出，与市场无缝衔接的教材有五大特点。一是市场导向，即教学内容应与新的职场需要基本一致。二是职场能力，涉及翻译技术和翻译行业的法律法规。三是伸缩放射，教材要抓住所翻译内容的主流，但是不可能穷尽。四是案例教学，指在教材中搭配实际案例，紧跟行业最新情况，吸引学生兴趣。五是校企合作，高校教师跟企业一线人员要以合适的方式进行深度合作，联合编写真正契合职场需求的教材。

南京师范大学许多教授结合其法律学习背景，从教材使用者的视角来思考法律翻译教材编写中值得关注的问题。许多指出，在法律翻译教材中，首先是使用对象定位不明确的问题，导致在编写过程中教材内容难以做到科学安排。其次，部分教材忽视了翻译教学所强调的实务性和实践性，不利于学生法律翻译知识和能力的提高。此外，许多还指出了其他需要关注的方面，如翻译文本的选择、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等。许多认为，法律翻译教材编写过程中，有一些关键性因素需要重点考量。一是要科学选择文本，增强文类意识。二是要把握文体特征与语言特点，掌握法律翻译原则与规律。三是要注重法律术语翻译的准确性与规范性。许多教授的分享对今后法律翻译教材的编写颇具指导性和启发性。

北京外国语大学王华树副教授首先介绍了翻译技术快速发展引发的多方面的问题与变革，包括由此产生的新岗位及胜任要求。他系统梳理了人工智能时代翻译技术的发展概况，分析了翻译技术对翻译教育产生的重要影响，指出翻译技术已成为新时代翻译教学和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翻译技术课程也成为BTI 和MTI 的核心课程，加强翻译专业学生的翻译技术能力培养成为大势所趋。同时，他通过一项翻译技术教学现状的调查，展示了国内翻译技术教学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基于此，探讨了翻译技术能力的构成，进而探讨翻译技术教材的编写问题，涉及到教材编写的总体要求，设计的原则、目标，翻译技术课程的特点，案例等各个方面，还谈到了翻译技术教材编写的知识体系等诸多方面。最后，他对未来的翻译技术教材编写、翻译技术教育做了一些展望。

武汉大学黄敏副教授首先简单梳理了口译教材的出版和使用现状，提出口译教材编写的六个原则，并基于此指出，其编写方式和内容应该反映课程标准和培养目标，尤其要对标能力构成。他根据LKSP，即“语言+知识+技巧+素养”的口译能力构成模型以及各要素具体要求与相互关系，总结了口译不同阶段的能力要求和学习重点，依此提出了不同阶段口译教材编写的方案。最后，他基于个人丰富的口译教材编写实践，并以几种典型的口译教材为案例，指出了我国口译教材编写存在的问题，并对新形势下口译教材的编写、出版和使用提出相应的建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华中农业大学覃江华教授探讨了融媒体时代同声传译教材的开发策略。他首先回顾了我国同传教材编写的历史成绩，并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编写出版情况做了量化分析，直观显示出我国同传教材的编写出版情况。覃江华指出，融媒体时代同声传译教材开发要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各自优势、增加互动性和代入感，个性化定制教材内容，并利用大数据工具搜集和反馈学习效果。针对当前同传教材存在一些典型问题，如教学理念落后、违背教学规律、忽视行业特征、缺乏多模态资源、无法泛在学习和实时互动等，他呼吁同传教材编写者要更新教学理念、尊重教学规律、专注技能训练、精心挑选素材、融入思政元素、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开拓更多细分市场（如行业特色、非通用语和民族语同传教材）。

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许明武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院长蓝红军教授、四川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院长李金树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语料库研究院耿强教授、大连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副院长王少爽副教授、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外国语学院院长张峻峰教授等知名专家主持了本次大会的主旨发言，并进行了精彩的点评。

闭幕式上，黑龙江大学冯莉教授代表分论坛作了总结汇报。她指出，分论坛与主论坛的主题彼此呼应。在对每位学者的发言情况都进行概括时，她充分肯定了分论坛发言在选题价值、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方面的创新性，并对青年学者的教材研究给予了特别的鼓励。分论坛的话题涵盖翻译教材编写的目标、形式、内容、理论框架等，不仅有一线教师的最新教材使用反馈（如“理解当代中国”系列），还有教材编写与出版的历史视角、思政元素等问题。这些问题给未来的翻译教材研究开辟了很多新的探讨空间。

会议最后，湖北大学杨元刚教授对全天的会议进行了总结点评。他指出，此次会议有三大特点：接续历史之源、顺应时代之变、夯实学科之基。他将本次大会所聚焦的翻译教材研究主题放置到翻译实践和翻译学科发展的大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提出了几点希望。其一，翻译教材要促进教师和学生知识能力与素养的协同发展；其二，坚持语言的工具性、人文性和技术性融合，加强多层级、多媒介的智慧翻译教材研发；其三，坚持学科本体理论体系和对外话语体系协同，注重挖掘本土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其四，打通隔阂，将校本特色、行业需求和国家标准协同起来。

 最后，“首届全国翻译教材研究学术研讨会”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